8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指出：

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什么是共同富裕？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为何要提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同时收入分配理念从绝对平均主义转向“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意味着要素禀赋的差异一定会带来收入差异。当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密切捆绑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没有跟上时，高收入意味着更优质教育、医疗、住房，从贫富分化演化为人力资本投资分化，极易催生阶层固化。

一定的差异有利于激励个体的积极性，但是差异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不仅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更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纵向看，伴随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后有所下降，但近年来仍在高位徘徊。

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317，2019年上升至0.465，这期间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整体处在警戒线以上的高位区间。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的比值来看，2014年以来该比例持续上升，反映出我国收入结构右偏严重，贫富分化程度较大。

横向看，我国属于主要经济体中收入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基尼系数更新至2016年，当年有数据的81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362，而我国为0.385，较均值高出6.27%，主要经济体中仅美国、巴西等少数国家比我国排名靠前。

若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参考，我国当年基尼系数为0.465，较其余80个经济体均值高出约30%。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显示，在2010至2015年期间，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始终位于前15%的水平。

结构上，我国分配格局呈现出城乡差距显著、区域发展不均、行业垄断加剧、财富差距扩大的特征。

财富分化加剧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财富分化又会进一步加速收入分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财富分化程度还比较小，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证券、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财富分化程度急剧扩大。

招商银行的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6年可投资产超过1千万元的高净值人群共18.10万人，其可投资资产规模占全社会可投资资产规模的20.31%，而人口占比仅为0.01%。近年来这种集中趋势进一步扩大，2020年高净值人群财富占比上升至34.85%。

什么是共同富裕内涵？

从上述数据来看，贫富差距分化已是我国社会财富分配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次会议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实现路径和目标任务。

透过十九大以来的一系列文件，尤其是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和本次会议来看：

1、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

2、共同富裕涉及面很广、不是单一的目标，是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3、共同富裕的关键难点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因此，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进一步参照“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设定，应会包括经济发展、缩小差距、公共服务、精神文化、生态文明、社会和谐等6大类指标、30多个细化指标（详见文末附表2）。例如：

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员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劳动报酬占GDP比重、“1小时交通圈”覆盖率，城乡公交一体化率、婴幼儿照护设施托位、养老护理员数、城镇住房保障覆盖率、居民阅读率等等。

何为实现抓手？

海通证券在策略研报《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内外对比》中指出，除了高质量发展经济来“做大蛋糕”外，如何“分蛋糕”更是关键。

本次会议明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过程里先后有三次分配，分别对应三个主要部门——市场（重效率）、政府（重公平）和公益（重道德）：

初次分配主要指由国民收入在市场机制下按照生产要素分配，而衡量分配效率的参考之一就是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比重，我国最新的数据是2017年的48%，作为对比， 2020年韩国这一数字是68%，美国和德国是55%。

我国初次报酬占比偏低的背后是我国宏观税负偏高，按照一般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来衡量，2020年我国宏观税负约为26%，比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略高。得益于过去几年我国的减税降费措施，我国的宏观税负已从2015年峰值的29%开始逐年下降。

初次分配往往是由市场力量主导的，而如果放任市场对收入进行配置，长期来看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于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2019年约为0.46，美国0.48，欧洲各国普遍在0.3上下，而南非则为0.6。

为了调节这种收入的贫富差距，政府部门需要制定好再分配体系，具体的形式包括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税制对高低收入人群的财富调节。2019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占比为7%，美洲为9%，OECD国家（2018 年）平均为24%。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的占比偏低并非是税率低了，而是税种少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仅包含基于工资收入的税收，针对财产的课税微乎其微。

以大家热议的房产税为例，目前我国房产税仅在极个别城市进行试点，税率偏低，如上海的税率不到1%，且2020年全国房产税在全国税收总收入的占比不到2%，而国家税务总局在《房产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2021）》一文中指出海外房产税一般在4%以内，房产税占税收比重均在30%以上。

最后是第三次分配，因为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总有不那么尽善尽美的地方，因此需要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来做一些补充。第三次分配以自愿为原则，以道德力为驱动。目前来看，我国第三次分配还处在非常基础的阶段。

中共中央党校曾引用过一组数据：2018年我国内地捐赠额占GDP总量比例仅为0.16%，而发达国家该比例通常都在1%以上，美国仅个人捐献就占到GDP的2%以上。我国志愿者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而美国则为44%。

未来随着公益慈善事业配套制度的推进，我国的第三次分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实现的产业路径？

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内容，主要要求包括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从浙江意见来看，具体手段可能包括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双循环、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绿色经济等。

国盛证券在研究报告《变局的确认—对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理解》中指出，“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后续细化举措是关键，可重点关注：会否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征消费税；合理调节高收入的做法，关注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富人税”的进展；慈善事业、慈善信托、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等三次分配的配套政策进展。

另一方面，具体到共同富裕，公平将重于效率：

首先，初次分配会着重增加劳动报酬的比重；再次分配会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三次分配，十九届四中全会已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本次会议则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此外，在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可能形成的产业趋势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路径：

1、严控地产、加速化债：会议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预示未来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摆脱对房地产和传统基建的依赖，对应的是会严控房地产和加速地方隐性债务化解。

2、发力硬科技、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就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再结合十四五规划和浙江意见，预示科技创新、新能源、碳中和碳达峰等是主要方向。

3、降低民生成本：从近期教育培训、互联网平台等政策监管来看，国家正着力降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民生成本，进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4、城市圈都市群：结合十四五规划、浙江意见和本次会议，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打造“1小时交通圈”、加快户籍改革等要求，均指向城市圈都市群。

附录

“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表述梳理

浙江“共富”实施方案6大类目标，30余个细化指标